历史观史学理论在民国时期史学界的回音——论刘咸炘的章学诚商量

  摘
要: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史学虽在西学东渐的强力冲击下失去了主流地位,但仍然保持着一种血脉上的延续与发展。从章学诚到刘咸炘,呈现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自省式的演进路径。刘咸炘阐释了章学诚关于浙东史学、六经皆史、记注与撰述等问题与范畴的论述,这些心得沉淀为刘咸炘史学理论的亮点和底色。刘咸炘还深入比较章学诚史学与西方史学,回击了西方史学优越论,坚守了中国本位的史学立场。刘咸炘承袭章学诚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的衣钵,堪称”续章”的代表人物,但其中又有”匡章”之义。刘咸炘提出的”察势观风”已突破了章学诚史学的固有疆界,在近代史学史上自成一派。”续章”强调的是继承史学传统,”匡章”则是对传统史学的革新,这既为近代本土史学理论的重建注入了必要的传统因素,也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学术转型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新旧史学和中西史学的交汇、碰撞、嬗变中,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引起了内藤湖南、钱穆、蒙文通、齐思和等中外史学家的关注,从中可见中国本位史学家在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3]顾炎武.日知录(卷16)
[A].史学[C].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201.

  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

  关键词:刘咸炘 章学诚 传统史学 近代传承

“史德’一说是章学诚的独创,是对刘知几良史“三长”之说的重要补充。他首次阐述了“心术”对才、学、识的制约关系,把史德提高到具备良史之条件的第一位,强调史学家在加强学术修养的同时,更要加强思想道德的修养。这对于史学研究和撰著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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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酷爱文史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毫州等方志。晚年,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章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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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知几的“三长”之说,章学诚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史之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说明才、学、识是成为优秀史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但他又强调,要成为良史,仅具备“三长”还不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还必须有史德。“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何谓史德?“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即指著书者的思想修养和道德品质。对于才、学、识、德这四者,章学诚虽认为缺一不可,但他又强调,首要的是史德。因为著书者如果没有史德,心术不正,便不能平心静气,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不可能作出公正的评判。“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心邪气浮,或屈服于权贵,或诱惑于私利,“似公而实逞于私”,曲笔逢迎,“秽史者所以自秽也”。

  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涉及。

关键词:刘咸;传统史学;史学理论;章学诚史学;史学家;本位;疆界;方志学;蒙文通;齐思和

章学诚在乾嘉诸子埋头于故纸的同时,勇敢地步人史学理论与体例创新的领域,继承了清初诸子的研究成果,通过自己的天赋与刻苦努力,为中国旧史学写下了最光辉的末章。

  章学诚为什么撰写《文史通义》呢?由于他对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成就,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们有益的东西。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自序》)在章氏看来,刘知几、郑樵、曾巩在史学上各有优点,但却不全面,所以他才写《文史通义》,吸前人之长,加以补充发挥。应当说,章氏的史学观点,正是发展了刘知几等人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会末期比较完整的史学体系。

内容摘要:刘咸炘阐释了章学诚关于浙东史学、六经皆史、记注与撰述等问题与范畴的论述,这些心得沉淀为刘咸炘史学理论的亮点和底色。刘咸炘还深入比较章学诚史学与西方史学,回击了西方史学优越论,坚守了中国本位的史学立场。”续章”强调的是继承史学传统,
“匡章”则是对传统史学的革新,这既为近代本土史学理论的重建注入了必要的传统因素,也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学术转型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新旧史学和中西史学的交汇、碰撞、嬗变中,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引起了内藤湖南、钱穆、蒙文通、齐思和等中外史学家的关注,从中可见中国本位史学家在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学术价值。首先,章学诚还经书以本来面貌,经史并重,极大地提高了史学的地位。实际上,这是对统治者尊经思想的抵制。其次,章学诚在阐述“六经皆史”的过程中强调,
“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言理”。
他既批评了宋学的空言性理,又批评了汉学的唯事考据,要把学术变为切合实际,有益于当时社会风教的学问,力主通经致用。这对于学术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再次,章学诚阐述了经、子、集和史学的关系,启发学人从历史的角度对古籍及其研究重新加以审视。“六经皆史”说扩大了史学研究和史料搜集的范围,这十分有利于史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扬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义士,章学诚仅从《鲒埼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传事有重复,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的一片真心,看成是为自己的文集争体面。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

二  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

[4]章学诚撰,叶瑛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浙东学术》.北京:中华书局,1985.523.

  《史通》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间,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继宋元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8]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二)[A].与族孙汝楠论学书[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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