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娱乐网址2492777试析20世纪上半叶史学理论作品与近代法学的转型

内容摘要:摘要:柳诒徵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大师结合西方新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大量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尤为丰富和精深,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治史之必本于德”的原则.二、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这些史学思想体现了柳诒徵史学通贯古今和兼融中西的基本特征。关键词:柳诒徵中国传统史学治史原则治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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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世纪上半叶,有关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出版了一批相关著述。史学理论著述因其特定的研究内容和性质在近代中国史学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理论创新、方法路径及知识普及等方面不断引导和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科学化转型。

关键词:中国传统;柳诒;治史之;史学思想;治史原则;保守主义;于德;关键词;考据;国史

书名:张尔田 柳诒徵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关键词:史学理论著述;理论创新;方法路径;知识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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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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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柳诒徵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大师结合西方新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大量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尤为丰富和精深,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治史之必本于德”的原则;二、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三、史识与史德、史法的关系和治史重在求取史识;四、注重史事普遍联系的史学记载和表述;五、正确看待考据在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史学思想体现了柳诒徵史学通贯古今和兼融中西的基本特征。

出版时间:2014年11月

  内容提要:20世纪上半叶,有关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出版了一批相关著述。史学理论著述因其特定的研究内容和性质在近代中国史学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理论创新、方法路径及知识普及等方面不断引导和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科学化转型。

  关键词:柳诒徵 中国传统史学 治史原则 治史方法

人物简介:

  关 键 词:史学理论著述 理论创新 方法路径 知识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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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尔田(1874—1945),浙江钱塘人,原名采田,字孟劬,晚号遁堪,近代著名学者、史学家、词人。历任清刑部广西司主事、苏州试用知府。辛亥鼎革,以遗老自命,隐居上海。1912年10月,孔教会成立,为会员,并为《孔教会杂志》撰稿,鼓吹孔教。1914年入清史馆任纂修,在馆近十年。曾任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光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燕京大学。著有《史微》、《玉溪生年谱会笺》、《清列朝后妃传稿》、《新学商兑》、《遁堪文集》、《遁庵乐府》、《白喉症治通考》等。

  作者简介:叶建,温州医科大学城市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柳诒徵(1880—1956),江苏镇江人,字翼谋,晚号劬堂,又号盏山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图书馆事业家。16岁考中秀才。1916年2月,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员;1925年北上,先后执教于东北大学和北京女子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曾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考试院考选委员、江苏省参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著作有《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等。

  20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社会思潮的不断涌入,中国史学近代化、科学化发展特征日益明显,突出表现为对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视及相关著述的出版。自1901年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发表后,一大批以史学通论、概论、研究法命名的史学理论著述相继问世。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史学理论著述从最初“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的梁启超式输入以及日本相关史学理论的编译,逐渐过渡到自成体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著述和史学理论入门教材齐头并进的格局,近代史学理论取得了新进展,从而在理论创新、方法导向及知识普及等方面不断推进近代中国史学的学科转型。

编者简介:

  其一,将西方史学理论融入中国新的历史学科建设,推动近代中国史学理论发展。

孙文阁,男,1966年10月生,河北省灵寿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缪荃孙评传》等;发表《中日〈史记〉研究及其异同》、《柳诒徵赴日事迹考》、《试论颜元经济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颜元实学思想的近代反响》等论文20余篇。

  近代史学理论著述所包含的内容,说到底,就是近代历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问题。从形式上看,近代史学理论是借鉴并接受西方史学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实质上,其讨论的是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以及中外史学的沟通融会问题。

张笑川,男,1970年8月生,黑龙江省嫩江县人,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著有《近代上海闸北居民社会生活》等;发表《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尔田史学思想简论》、《经史与政教——从〈史微〉看张尔田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解读》、《清末闸北开辟“通商场”再探》等论文20余篇。

  20世纪初,当中国史学界还在旧史学的窠臼中徘徊的时候,梁启超等人提出建立中国“新史学”的口号,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存在诸多弊端,只有引进西方史学理论才能改变中国史学的命运,号召开展“史界革命”。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史学逐渐摆脱经学羁绊,步入近代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史学理论专著积极介绍、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使国人理解并掌握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及研究技能,从而充当了引路人的角色。对此,梁启超曾有过较为明确的阐述。在他看来,史学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是客观的资料之整理,二是主观的观念之革新。欧美近数十年的史学界就是朝着这两个方向发展的,“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史学昧于此两点,故浩如烟海的史料无法整理,成为一堆瓦砾;若欲对这些史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①。然而,由于撰述者历史观和史学观差异很大,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吸收和借鉴亦有所不同。其中,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不仅能通贯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而且所举例证皆“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②。而李大钊《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相结合的著作,是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③。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界又出现了新变化,即史学理论界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相互融合的问题。当时大多数学者认为,二者融合才是将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如齐思和指出,“掌故派和社会学派应当放弃彼此互相轻视的态度,而应采取对方的长处,切实合作”④;又如周予同认为,抗战以来,“史学发展的几兆,大概不出于撷取疑古、考古、释古三派的优点,加以批判的综合”⑤。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虽然祖述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理论,但对唯物史观亦产生了积极的兴趣,认为“盖历史的变化,甚为复杂。取用任何一种原因,皆不能解释圆满,而经济状况有最大的决定,自当承认”⑥。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理论著作亦从实证主义史学理论中汲取养分。华岗指出,材料的占据和检讨是史学研究必要的前提,“史料不够或不能自由运用,固无从着手研究;有了史料,而不能加以科学的检讨,即对于史料真伪和时代性,如不能检讨清楚,也和缺乏史料一样,甚至还更危险”⑦。

内容简介

  其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于传承中求创新,推进传统史学理论研究。

本书收录了近代两位历史学家张尔田和柳诒徵的代表著述。

  史学理论研究不仅注重介绍和吸收西方史学理论,而且亦关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主要侧重于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钩沉阐发。早在20世纪初,曹佐熙《史学通论》就以比附的形式指出西方进化论其实是公羊三世说,“自瀛海道通,欧西史学次第输入,其所陈群演进化之义,缀学之士靡不宾而异之,以为中国五千年之史所未尝言。以吾征之,殆非事实”⑧。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刘咸炘、柳诒徵等在继承刘知幾、章学诚及先秦诸子等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西方史学理论有所借鉴和吸收,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史学理论做了新的融会贯通,从而成就一家之言。如刘咸炘“学宗章实斋”,其《治史绪论》“上、中挈论史识之原理,下略举风势之端绪。若第一之法(指考证事实,即史考),则前哲言之已详,近译法人朗格罗、瑟诺波所撰《史学原论》,亦详密可参。第三之法(指考究史书之义例,即史法),则《史通》及《文史通义》具在,凡吾所未详者,求之诸书可也”⑨。又如,柳诒徵《国史要义》“钩稽群言,穿穴二民,根核六艺,渊源《官》、《礼》。发皇迁、固,踵蹑刘、章,下逮明清,旁览域外。抉擿政术,评骘学林,返溯古初,推暨来叶”⑩。梁启超等人则在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推动传统史学理论的新发展。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方面系统地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另一方面积极挖掘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近代因素,走出了一条中西史学交融的新途径,即不以西方理论配合中国事例来谈史学方法,而是综合中西史学方法。“所以他不是稗贩,不是笼统的将西方史学方法移植过来,朗、瑟二氏之说,有时正面的加以采用了,而细节处则加润色;有时反过来采用,而更见奇纵;有时约略采用,而另建完密的系统,以致丝毫不着采摭的痕迹,浑若天成,圆而多神”(11)。又如,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强调“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12)。这就是说,开展中西史学比较研究,首先要深入考察中西史学的精髓,然后才可以比较短长,取二者之所长,从而求得真理性的观点和理论。这种原则不仅要求与中西史学对立说划清界限,而且主张中西史学各有长短,要择善而从,拓宽了学人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思路。

《史微》为张尔田代表作,以“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为宗旨,综论经、子之学,以《春秋》公羊学为根底,融会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论,调停经学今古之争,宣扬孔子之教,既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独特理解,亦展现了其重义理、尚宏通、讲统系的学术风格。《遁堪文集》为其晚年编定文集,本书选录十五篇。作者编文集时未收录作品,
亦拣选要者五篇收入本书,汇为“集外文”。《遁堪文集》十五篇及集外文五篇,广涉史学、哲学、佛学以及目录流略之学,其中《与王静安书》、《答梁任公论史学书》、《与人论学术书》等重在学术方法的探讨,《政教终始篇》、《祀天非天子私祭考》意在阐发孔教之宗教性,《与人论天台宗性具善恶书》和《入阿毗达磨论讲疏玄义》等体现了作者的佛学造诣,《历史五讲》综论中国历史文化,可以看做是作者的晚年定论。以上二十篇文章,充分展现了作者学术思想之广度和系统性。

  其三,以建设新史学为导向,积极谋划近代史学发展的方向。

《国史要义》是柳诒徵的代表作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补失纠偏、博观约取,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题,总其要义,概述了他一生史学研究的心得和对传统史学理论及方法的认识与创见。《中国乡治之尚德主义》是柳诒徵的一篇重要的文化史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中国西周的制度进行了阐发论述,他认为,德治和法治的差异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中国礼俗史发凡》是柳诒徵的另一篇重要文化史论文,这篇论文讨论中国古代的礼俗,其目的仍然是在宣扬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优越之处,与《中国乡治之尚德主义》所论述的观点相辅相成。

  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率先公开批评中国传统史学,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13)。而他们心目中的新史学,或是“历史者即叙述时间之现象之进化之状态者也”(14),或是“历史者,研究人类进化、社会发达、文明进步之学也。凡道德智慧之进化,农工商业之发达,治术学术之进步,皆属历史之范围”(15)。尽管这些观点表述各异,但都旨在说明,传统史观已不再适应近代史学发展的要求,需要新史学观念的引导。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史学理论著述是要充当重要使命的。梁启超指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大事,惟此为大。”(16)汪荣宝亦称:“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学说,与本邦从来史学之习惯大异其趣,聊绍于吾同嗜者,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焉。”(17)

导言

  梁启超等人在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呼声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并且由于其自身理论水平和时代的局限,仅仅是掀开了近代史学转型的序幕,近代史学真正转型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20世纪20年代起,学人对于中西史学的认识更为深入,越来越体会到史学理论对于近代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李泰棻指出:“回视吾邦,则何如者,一部廿四史,不知着手何处。即勉强卒业,对于国史,亦难整理。欲改旧图新,求合科学方法,则研究方法尚矣。是种著作,欧西亦鲜。且所言甚高,以治国史,尚难应用。日本则唯坪井译有间本,顾乃西洋故言,无所表见。”故而其《史学研究法大纲》要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同时又积极熔铸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精华,即“纲目条理均出己见,而书中征引,则间采成言”(18)。此后,梁启超等人以建设新史学为己任,撰写史学理论著述为其新史学开路:“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19)。而其他如李则纲《史学通论》等史学概论著述,则“大体都是要打倒旧史学,建设新史学,指示改国史的途径。他们所提倡的新史学,即是现代西洋的新史学。换言之,即是要参考西洋人的体例方法来改革我国的旧史学”(20)。

张尔田卷

  其四,注重史学方法的探研,全面推动史学研究的科学化。

史微

  20世纪初,近代学人逐渐认识到西方史学方法对于建设新史学的价值和意义。“自近世哲理的思想渐次发达,又科学的调查渐次致密,而后学者遂各以其统系之知识从事于实地之观察,于是所谓研究法者遂为一般学问之准备上所必不可缺之事”(21)。但学人对史学方法内涵的认识尚不明晰,梁启超等人多将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作为其重要内容。汪荣宝认为,史学的范围非常广博,“求援于他学之点亦与为多焉”,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有肺腑之戚而相与维系与会通者也”(22)。陈黻宸则认为,史学是建立在综合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没有其他学科的知识是不足言历史学的:“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成。故不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历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23)。相比之下,史学考证方法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却很少有人关注,即使是张玉涛译述《史学研究法》已提出史学研究法是“搜集彼时之证据物以考人类生存之情状,而发明吾人观察确定之点”,但却没有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遁堪文集

  20世纪20年代史学方法的讨论继续深入。何炳松指出:“历史知识者,事也;而研究方法者,器也。舍器而求事者,犹舍秫粟而求旨酒也。可谓不务其本而齐其末者也。世之有意于历史之研究者,其可不以历史研究法为入手之涂径哉!”(24)但这时的史学研究方法论争已不再拘泥于之前的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问题的探讨,而是注重史料搜集、考证等史学方法的研究,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推崇已成为当时史学理论著述的核心内容。在梁启超看来,“须知近百年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25)。周容认为,史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第一步是从残砖断瓦之中,寻出原来的材料,即是史料的搜集;第二步是考定各件材料的作用和部位,即是史料的考证;第三步是按照各件材料的相互关系架筑起来,即是史料的编著”(26)。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这种史学研究法与史学科学化相联系。卢绍稷认为,史学研究法是史学科学化的唯一前提,“今人恒言:‘凡欲望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条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诚以一种科学之所赖以建设者,即在其有良好之研究法也。故吾人欲望史学之发达,当先讲求历史研究法。盖史法者,史学之所赖以建设而成为一科学也;无史法,则史学不能立”(27)。

集外文

  其五,以特定的编译形式将西方史学理论介绍给国人,便于他们理解中西史学理论的内涵和精义。

张尔田年谱简编

  史学理论专著在近代史学理论创新、学科发展史上意义重大,但这主要是就史学理论研究成就而言。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大都抱有向读者普及史学理论知识的目的,普遍主张学术性理论著作和普及性入门教材并重,因而史学理论编译著述和入门教材在普及史学理论知识方面推进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柳诒徵卷

  20世纪初,近代史学理论著述以编译的形式,将坪井九马三、浮田和民等日本学人的史学理论著作引入国内。汪荣宝《史学概论》是“以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为粉本,复参以浮田和民、久米邦武诸氏之著作及其他杂志论文辑译而成”(28)。而其他史学理论文章亦是如此,如1903年《湖北学生界》(后改名为《汉声》)第6、7—8期所载《史学之根本条件》和1907年《学报》第6、7期所载《史学研究法》分别是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卷四《史论》中的一章和卷一《总说》中的《序论》及《历史的种类》两章(29)。而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吴渊民《史学通义》和吕瑞廷、赵澂璧编纂《新体中国历史》的许多内容则深受浮田和民思想的影响,如他们大都重视史学与人种、地理学的关系,并借鉴了浮田和民在《史学通论》中设立“历史与国家”、“历史与地理”和“历史与人种”章节的做法。然而,囿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许多史学概论著述带有比较明显的剪裁和套用日本史学理论的痕迹,还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这种现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开始有所改观。

国史要义十篇

  大量的西方史学理论著述被国人译介到国内,但这些史学理论著述专业性较强,甚至语言晦涩,常人无以理解,如伯伦汉《史学方法论》“行文生涩,举例均为中古史,不适于初学者”(30)。有鉴于此,近代史学理论著述通过自身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肯定了其中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并有意识地将其与西方史学理论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人更为深入地理解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著述的精义。如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郎格罗亚,塞诺波三人之著作。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31)。

中国乡治之尚德主义

  其六,史学理论教材吸收借鉴史学理论名著的研究成果,将其融入教学体系,完成理论研究向知识普及的转变。

中国礼俗史发凡

  当时出版的大量史学理论教材,大都与梁启超、何炳松等人的史学理论名著有些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教材对梁启超、何炳松等人的史学理论著述评价甚高。李则纲指出:“往日关于史学理论,自《史通》、《文史通义》外,甚为寥寥,近时如李守常的《史学要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已启理论的历史学之端倪。”(32)卢绍稷认为:“何炳松先生留美回国后,其关于史学方面之著作,除了上述译本外,今著有《历史研究法》,《通史新义》等书,撷取西说,通以中国之史学,而措词之生动,尤有鼓动学者倾向国史研究之效!”(33)这些史学概论类著述多转述、引用梁启超等人的史学理论名著,从而促进了史学理论知识的广泛传播。卢绍稷《史学概要》视史学研究法为该书最重要的部分,但相关论述大体上沿袭了何炳松《历史研究法》,“余今参考何先生之说以为历史研究法之步骤;第一步是搜集史料。第二步是考证,将所搜集之史料,依其性质,加以种种考证之工夫,藉以正误,辨伪,明义。此步工作,又可分为校勘底本,鉴别史书,详知撰人,断定事实四阶段,即所谓‘分析工作’。第三步是编著,将分析研究所得之结果(已断定之事实),编比成为历史专著。此步工作,亦可分为编比事实,与著作成史二阶段,即所谓‘综合工作’。此与何先生所言,大同而小异”(34)。同时,这种转述、引用都是将其所传递的史学理论知识视作一种史学常识,并以此作为大学生、中学生和自修者了解史学、认识史学的门径。卢绍稷指出:“吾人研究史学,若不先知门径,何能承先启后乎?此现今学校之所以皆有‘史学概要’、‘历史研究入门’或‘中国历史研究法’一类学程之开设也。唯关于此类著作,今尚寥若晨星。目下沪上各书局所出版之史学书籍,大都是仅论史学中研究法或与科学之关系,均不能使初学者得一史学之概念。作者鉴于中文史学中教本之缺乏,一般学子修习不便,为史学发达之阻碍;乃编著是书,以应学术界之需要。其主旨,在灌输读者以史学之常识,并指示研究历史之门径。”(35)徐蔚南亦主张;“要把各种学术通俗起来,普遍起来,使人人都有获得各种学术的机会,使人人都能找到各种学术的门径。我们要把各种学术从智识阶级的掌握中解放出来,散遍给全体民众。”(36)一方面梁启超等人的史学理论名著在无形之中扩大了影响,另一方面史学理论教材借助于史学理论名著的影响,为学界同人所接受。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科学化转型。

柳诒徵年谱简编

  注释:

导言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页。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出现明显断裂,由于新文化派学人占据思想学术舞台的主流,与其观点相异的学人往往被排斥到边缘,以至于在近现代思想学术史著述中鲜见其踪影。张尔田、柳诒徵即是这一群体的人物,虽然曾为清末民初学术界重要成员,其人、其学却长期受到忽视,至今鲜为人所知。本文分别对张尔田、柳诒徵之生平及著述及其学术思想,做一简要叙述,以为本卷之导言。

  ②素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年第57期。

  ③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

张尔田(1874—1945),浙江钱塘人,原名采田,后改今名,字孟劬,晚号遁堪。先生生于累世仕宦并以文词知名之庭,因家世熏陶,自幼笃好文史之学,很早便以辞章显名。二十二岁,遵父命出仕为官,任刑部广西司学习行走。光绪二十八年,改任苏州试用知府。1911年辛亥鼎革,以遗老自命,隐居上海,研究学问,勤于著述。1912年10月,孔教会成立于上海,为孔教会成员,并为会刊《孔教会杂志》撰稿,鼓吹孔教。1914年清史馆设立,同年应聘入馆任纂修,1923年离馆,前后在馆近十年之久。在清史馆之时,曾任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1923年返沪,先后任教中央政治大学、光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1930年秋,胞弟张东荪北上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先生同时受聘该校,教授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晚年专任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1945年农历正月初七日卒,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享年七十有二。

  ④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掌故派与社会学派》,《大中》1946年第1卷,第1期。

先生交游广泛,与并世新老学者,多有过从。早年相识元和孙德谦,“相约治许氏《说文》、江都《文选》之学”,既同好会稽章实斋之学,为讲学最契之友,时人亦多以张、孙二人并称。在京任刑部主事期间结识同乡夏曾佑,一同专研佛学,相约夏氏治大乘,先生治小乘。在苏州任职期间,与晚清词坛大家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等过从甚密,后在沪结识况颐周,所谓“晚清四大词人”,皆曾奉手。辛亥以后,学者文人云集上海,老辈中,先生与朱孝臧、沈曾植过从最密,同辈中,则与王国维、孙德谦齐名交好,时人因有“海上三君”之誉。此外,在沪期间,又结识陈柱尊、龙榆生等人。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与同事邓之诚过从最密,亦与钱穆、杨树达、余嘉锡、吴宓等论学相契。晚年,因龙榆生结识夏承焘、钱仲联、吴庠等人,并频繁通信论学。生平弟子众多,以王钟翰、张芝联从游最久,过从最密。

  ⑤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载《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9页。

先生学问广博,著述宏富。1903年,医书《白喉症治通考》刊行。1908年成名作《史微》问世,时人将之与《史通》、《文史通义》并举,先生与孙德谦亦因此获得“海内治会稽之学两雄”之称誉。同年,与孙德谦合著之《新学商兑》刊行,该著批驳梁启超《支那宗教改革论》。1911年《玉溪生年谱会笺》行世,同年,朱孝臧选编晚清词集《沧海遗音集》,收入先生词作《遁庵乐府》一卷,1941年增补为《遁庵乐府》二卷,由龙榆生校刻刊行。1917年,《玉溪生年谱会笺》刊行,收入南林刘氏求恕斋丛书。在清史馆期间,与夏孙桐商定康熙朝大臣传目,撰《图海、李之芳列传》一卷,《乐志》八卷,《刑法志》二卷,《地理志•江苏篇》一卷,《后妃传》一卷。离馆后,《后妃传》经修改增补,定名《清列朝后妃传稿》,于1929年在上海梓刻问世。晚年整理校订沈曾植遗著,其中《蒙古源流事证》一书,先生在校订文字之外,大量增补,并将王国维据另一版本的校语选择加入,使此书成为一部三家注本,并改名为《蒙古源流笺证》出版。晚年编定文集《遁堪文集》二卷,1948年由张芝联在上海刊行。以上为先生著述之荦荦大者,此外散见于《孔教会杂志》、《学衡》、《史学年报》、《学术世界》、《民权素》、《词学季刊》、《同声月刊》等杂志,亦有文章、信函百余篇,诗词百余首。

  ⑥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第84页。

综观先生一生,除短暂出仕为官之外,基本以研究和教学为事,且与并世学者名流多有交往,门生弟子众多,为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界不可忽视之人物。传世著作,涵盖四部,兼及释典,举凡儒家经学、先秦诸子、诗词、文学、宗教、历史、文化、国学皆有论述,不但领域广泛,而且见解宏通,注重义理,于史学尤所擅长。钱仲联称之为“近代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齐思和称之“于义理辞章考据之学皆造其极,为当代大儒”,非过誉之词。

  ⑦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作家书屋1946年版,第18页。

世人论张尔田学术思想,多注意于其对章学诚思想的继承与发挥。确实,张尔田很早就服膺章学诚的学说,据其自云:“少与吾友益谈道广平,同服膺章实斋先生书”(《史微•宗经》)。其时早在1899年。其成名作《史微》,邓之诚称:“本章学诚之旨,求证于群经诸子,穷源竟委,合异析同,以推古作者之意,视学诚为通类知方,灿然有序。”钱基博云:“张尔田《史微》,绍述《文史》,匡谬拾遗,不为墨守。”日人内藤湖南亦云:“最近有张采田其人,模仿《文史通义》,写了《史微》一书。”以上可见张尔田与章氏学说的密切,但他也说过,“生平为学,从实斋出不从实斋入。世谓余为章氏学,斯未敢承”。足见,张、章二氏的思想关联并非简单。榷而论之,张尔田与章学诚学术思想有同有异,治学取径大旨相同,具体立论则颇有差异,今以张、章二氏思想关联为中心,论张尔田学术思想大旨如下:

  ⑧曹佐熙:《史学通论》题词,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08年版。

论张、章思想之同,首先在两者同以史学的立场看待一切学问。后世讨论《文史通义》,多将其视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著作,其实章学诚此著多为经学而发。内藤湖南指出:“章学诚十分注重对经学的论述,他的见解与一般人不同,是从史学的角度来看经学,是从学术组织的基础上,即从全体学术的根本上来研究经学。……要说他的学术渊源是很长的,大体来说就是以史学家的见解来看待经学。”他在《章实斋先生年谱》中还指出:“《文史通义》以其新建立的一种史论试图综合地评价经、史、子、集各部……其中对经典源流的考察可称为历史的方法论”。他在《支那史学史》中进一步指出这种“史论”是“对一切学问从方法论原理上的研究”。综合内藤湖南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文史通义》特点是站在史学的立场看待一切学术,即从学术源流的角度来讨论一切学术。《史微》以“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为宗旨,而以“六艺皆史也,百家道术,六艺之支与流裔也”为基本前提,正是对《文史通义》“试图综合地评价经、史、子、集各部”的“史论”精神的继承和具体应用。王国维称其“以史法治经、子二学”,指的就是这种“史论”的风格。另外,张尔田自称《史微》的著述目的在于“别白古人学术之异同,融会而贯通焉,使后人知所决择”(《史微•凡例》),亦即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意。

  ⑨刘咸炘:《治史绪论》,载《推十书》第三册,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版,第2386页。

其次,二者同批评考据学,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文史校雠”治学理路,目的是为与乾嘉考据学派之“经学训诂”相抗衡,在考据学之外寻找一条“明道”之路。在《史微》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尔田对于考据学末流的激烈批评。他认为“虽以乾嘉诸大儒考订校雠之勤,苦志尽情,头童齿豁,尚不识六艺诸子为何物,真庄生所谓大惑终身不解者也”,并在自己的著述中“凡一切考据家流蔽,则去之惟恐不力”(《史微•凡例》)。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深意在于重振“经世致用”的学风,这一点在《史微》中也有体现。它强调“著书必归之于实践”,学术必须归于“致用”。而书中极力推崇西汉今文经学,也是缘于作者认为西汉儒者能够“通经致用”。

  ⑩柳诒徵:《国史要义》题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最后,二者同倡导注重义理、崇尚宏通的学风。关于张尔田治学路径,张东荪称其“于古师东莞、居巢,近则章实斋”(《史微•重定内篇目录叙》)。东莞指南朝刘勰,居巢指唐刘知幾,二人所著《文心雕龙》、《史通》,一为文学评论之经典,一为史学评论之权舆,皆为宏通之作。章学诚之书名曰“通义”,意在于乾嘉考据所倡名物考证之外,提倡注重义理、崇尚宏通的治学风格。

  (11)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载《与西方学者谈中国史学》附录三,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第346页。

针对汉学家们“实事求是”的口号,他提出“实事求是”应如此理解:

  (12)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序,第2页。

“故河间献王有言:“实事求是。”谓即所讲诵,验诸行事之实,以求其至当不易之归耳。今汉学家所考皆古人陈迹,事既不实,又何从证其是哉。能言而不能行,谥为俗儒,殆不诬矣。(《史微•通经》)

  (13)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页。

所谓“实事”与“空言”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实行,“凡不能起而行者,皆谓之空言无实”。他认为,“六经之所包广矣,上佐人君而明教化,下诏后学而启多闻,内圣外王之道,举于六艺焉征之,所谓通经致用者,此物此志也,岂徒资为华藻鞶帨之美观而已”。如果做到“著书必归之于实践,立躬必束之于中庸,勿以驰骤词章诬圣经,勿以破坏形体侮圣言,夫如是,又何患经学之不昌明哉?经学昌明,又何患不能致用哉?”(《史微•通经》)“通经致用”的号召固然陈腐,注重大义的学风却昭然可见,并为张尔田所终身坚持。

  (14)吴渊民:《史学通论》,《学报》1907年第1期。

张尔田晚年在与夏承焘的通信中,曾将自己的治学风格与王国维、孙德谦比较,认为王国维读书最博,孙德谦治学最专,而自己的特点则是“通”。齐思和亦认为孙、王、张所谓“海上三君”之中,“先生尤为宏通博雅”。可见“宏通”二字,既是张尔田自己的体认,也是学术界的评价。

  (15)吕瑞廷、赵澂璧:《新体中国历史》叙论,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

针对当时惟考据是尚的学风,他极力强调注重义理的学风。他认为“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所运用的治学方法不同,“义理之学”是“致广大”之学,“考据之学”是“尽精微”之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广大用综,精微用析,析而不综则不大,综而不析则不精,二者兼之,斯大儒已”。针对乾嘉以来专重考据,琐碎饾饤,不务大体的学风,他强调,说经不能废考据,而考据必以微言大义为旨归。

  (16)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页。

吴宓称其“讲学大旨,在不事考据,不问今古文及汉宋门户之争,而注重义理。欲原本经史,合览古今,而求其一贯之精神哲理,以得吾中国文明之真际”,较好地概括了张尔田的治学精神。当然,张尔田虽提倡重义理、尚宏通的治学风格,在考据上也颇有造诣,《玉溪生年谱会笺》、《蒙古源流笺证》、《清列朝后妃传稿》等著皆非空疏之作,体现出扎实的考据功底。因此,可以说张尔田在治学上既继承乾嘉大儒之所长,又力图弥补乾嘉大儒之所短。

  (17)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1902年第2卷,第9期。

章学诚处于乾嘉盛时,张尔田生于清代末年,二人时代相差一百余年。这一百余年间,社会形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清王朝由盛转衰,面临着覆亡的危机,学术风气也随之出现巨大转变。因此,两人学术思想虽大旨相通,其用意却略有异同。

  (18)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自序,北京武学书馆1920年版,第1页。

虽然章、张二人都主张“通经致用”,但章学诚的基本立足点是“六经皆器”,认为“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因此应该“随时撰述以求大道”。章氏着重强调六经的局限性,鼓励学者关注现实,“通今”以致用。(《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中》、《原道下》)而张尔田则强调“六经”的普世性,认为“孔子之教,天不变,道亦不变”,声称“天下有敢于更张周公典章法度之人,必无敢于灭裂孔子名教之人”。把二者的主张各放在所处的时代,则可以看出其不同的性格,一个是激进的,一个是保守的。

  (1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第2页。

更重要的是,二者存在今、古文经学的不同。经今、古文学为汉代经学中的两大派别,两派的主要差别在于对孔子的地位以及孔子和“六经”关系的看法不同。古文学派认为“六经”是经过孔子整理的古代官方典籍,而今文学派则认为“六经”是孔子的创作,目的是为后王立法。按照古文经学的看法,孔子只是一个文献整理者和教师,“六经”只是古代的史料;按照今文经学的看法,孔子则是“受命”的素王,“六经”是孔子“垂教后王”的经书。章学诚所处的乾嘉时代,学者们基本上按照古文经学的观点来理解孔子以及孔子和“六经”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六经”记载了周公的典章法度,孔子仅是“六经”的一个文献整理者。故章学诚认为,集大成者为周公,而孔子删述“六艺”乃所以学周公也。(《文史通义•原道》)

  (20)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掌故派与社会学派》,《大中》1946年第1卷,第1期。

随着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今古文之差别日益鲜明,且日趋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斥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认为“六经”中古代事迹皆孔子为“改制”而“托古”所造。而同时的古文大师若章太炎,又以坚持古文壁垒为手段,以达其“经学拆散”之目的。至此,对于先秦典籍性质,出现严重分裂。而正在此时,张尔田另辟蹊径,借助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提出了一套弥合今古文的讲法。

  (21)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1902年第2卷,第9期。

在《史微》中,张尔田本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坚持古代学术在于官府,“六经”在其起源上是古代的官方典籍,由政府中“史”这一官职记录和保存,其中体现了古代的历史和古代帝王治国理民的思想。这是古文家们基本认可的。但是,张尔田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六艺”存在“由史而为经”的过程,认为“六艺”经孔子的删修,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王者之史”,一方面是“孔氏之经”。(《史微•原史》)因此,可以说《史微》和《文史通义》的上半截相同,下半截不同。他认为章学诚的局限在于“只知六艺乃三代之为史,而不知六艺之由史而为经”(《史微•明教》)。“不知六艺为史,无以见王者创制之本原;不知六艺为经,无以窥孔氏删修之大法。”(《史微•史学》)“史”详于古代的典章制度,是所谓“政”;“经”包含孔子的微言大义,是所谓“教”。“古文”记载周公的典章制度,“今文”则传承孔子的教义。他指出,正是由于“六经”本身存在“经”与“史”的差别,从而导致了古文经和今文经的差别:“虽然,六艺者,其先皆史家旧籍也,自归孔氏,以司徒上祧柱下之统,先王经世之迹虽存而口说流传则大异矣。故六艺有两大派焉,一曰古文,一曰今文。古文者,旧史说经之言,而孔子采之者也;今文者,孔子说经之言而弟子述之者也。纯乎明理者,今文也;兼详纪事者,古文也。”(《史微•原艺》)今文和古文虽然不同,但相资为用,同为“明道”所必需,不可偏废。

  (22)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1902年第2卷,第9期。

“六艺由史而为经”的说法,是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继承,也是对“六经皆史说”的修正。它使具有古文经学色彩的“六经皆史说”容纳了今文经学的说法,一方面使“六经皆史”的说法具有合理性,一方面使今文经学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认识也具有合理性。如果说章学诚《文史通义》所面对的是当时存在的“尊经抑史”的问题,而张尔田《史微》则意图调停当时甚嚣尘上的经学今、古文争端。张尔田晚年自云“余向纂《史微》,颇救正今、古文家末流之失”,道出了此书的主要学术目的。

  (23)陈黻宸:《读史总论》,载《陈黻宸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6页。

当然,张尔田并非对经今、古文学毫无偏袒。他认为,虽然“六艺”在起源上为古代的历史,但同时也是孔子的“教书”,故而其中蕴涵着“政”与“教”的区别。作为古代帝王的史书,“六艺”记载了周公的典章制度;作为孔子的教书,“六艺”蕴藏着孔子的教义。相比之下,无疑阐明孔子的教义更为重要,因为“周公之政,历代沿袭不同者也;孔子之教,天不变,道亦不变者也”。既然儒者“通经”的目的在于“明教”,而为了“明教”则不得不借助于今文经学,因为今文经学才是孔子的真传。(《史微•明教》)

  (24)何炳松:《历史研究法》,载《何炳松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页。

张尔田与今文经学的关联,从其成学经历亦可见一斑。据其自言,少小喜读《龚自珍文集》,并“少餍闻乡先生谭复堂绪论”(《史微•重定内篇目录叙》),以上二人皆为晚清今文经学之健者。而从其对近代今文学的开山鼻祖庄存与的推崇更可见今文经学的影响,他在《张孟劬先生遁堪书题》这样评论庄存与,“庄先生深于《易》、深于《礼》、深于《春秋》、深于天官历律五行,故能博大精微,根极道要,延今文家一线之传,斯为真汉学,斯为真经学。尝谓庄葆琛言夏小正,刘申受言三传,陈勾溪、凌晓楼言公羊,龚定庵言史、言诸子,无不渊源庄氏。呜呼,若庄氏者可为百世之师已”。又云,“余生平治学图辙宗会稽章氏,而于先生书则服膺无间然”。

  (2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第2页。

如此看来,在晚清今文经学的阐扬者中,至少可以分为两派,一为“专意述学”者,一为“好为政论”者。两者不仅在治学倾向上大为不同,而且在具体观点上也有很大差距。例如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为了推尊孔子,不但把古文经说成是刘歆所伪造,并且进而认为“六经”皆为孔子的创作,“六经”中的历史记载乃是孔子改制的“喻言”。这种学说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固然不能否认,但在学理上则过于荒诞。相比之下,张尔田“六艺由史而为经”的说法似乎显得合理多了。

  (26)周容:《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147~148页。

张尔田论学的另一重要观点是宣扬孔子之教。自汉武帝以来,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崇高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晚清出现重大改变,对此唐君毅有简明的评说:

  (27)卢绍稷:《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45页。

廖平、康有为对孔子之教之开未来世的意义,说得太夸大;并以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著,而只表现孔子个人思想者。此却使孔子之学,反成“前无所承”者。章太炎初年本佛学以贬责孔、孟、《中庸》、《易传》,而轻视宋明儒学;只视孔子为传布整理古代文献之史家,则使孔子之学,若成“后无所闻”者。章太炎与康有为之弟子之梁任公,在清末,更以孔子不过诸子之一,其地位或尚不如老子、墨子。(唐君毅:《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

  (28)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1902年第2卷,第9期。

张尔田《史微》利用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解决了康有为理论中孔子之学“前无所承”的问题,同时又勾勒了“六艺由史而为经”、孔子由儒家上承“史统”的过程,解决了章太炎看法中孔子之学“后无所闻”的问题。这样孔子的道术前有所承,后有所闻,兼有儒道,包容诸子,为中国文化思想之大宗,其地位就确乎非诸子可比了。可以这样说,虽然同样主张“六经皆史”,但是章学诚提出此说目的在于提倡“即器明道”、“经世致用”的学风,张尔田进一步提出“六艺由史而为经”,其结果则在于宣扬孔子之教。

  (29)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载《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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